徳国油价_2015年德国油价

1.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2.结合2015年当前形势与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形势

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849亿美元，次于美国、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占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贸出口额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黄金及外汇储备则为各国之冠。战后经过短时期恢复，很快进入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为2.9％；1950～80年平均超过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物质技术基础较雄厚。西德占有战前德国领土的主要部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较强的科技力量。虽然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原有基础好，因此工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另外，战后初期，工资水平较低，军费开支很小，加上美国的援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2）制定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大量而又长期的投资。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了发展计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投资也不断增多，投资重点也随各发展时期的重点不同而有计划的转移。

（3）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成就。西德认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没有搞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研及发展科技、教育的经费比重较高；同时，尽量引进和广泛使用新的技术成就，促使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战后，进口廉价原料和燃料，出口高价制成品，不仅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获得大量利润。因此，西德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出口工作。

（5）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发展生产，西德政府及企业主也实行了某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如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福利，工人参与某种程度的企业管理等，对于安定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本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原因，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70～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降为2.8％。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著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

结合2015年当前形势与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形势

2015年，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局部动荡态势，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深层结构调整加剧，大国围绕国际秩序和地区热点加强博弈，世界格局变化更加复杂。在国内经济迈向新常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大力开拓创新，成果显著，中国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复苏基础脆弱，结构改革举步维艰

2015年，相关权威机构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济呈下行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年世界经济增长由3.3%下调至3.1%，世界银行（世行）则将世界经济全年增长率由3%调低至2.8%。

从经济增速来看，各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二重分化。第一重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分化。二者复苏步伐不一致，世界经济不平衡加剧，发达国家复苏依然乏力。摩根士丹利国际金融公司预计美国经济增长2.4%，但2016年可能降低到1.9%。世行上调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至1.5%，高于此前预测的1.1%，但这一增速仍难以使欧元区对全球经济发挥引擎作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2015年上半年同比下降0.08%。第二重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中，除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以外，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世行预计今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增长4.4%，较此前相比降低0.4个百分点。

2015年上半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GDP分别同比增长2.6%、2.75%、1.01%、1.41%；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第一季度分别为7.0%、7.5%、1.62%、-1.6%、-2.2%。其中，俄罗斯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为-4.7%。

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存在结构性问题，致使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虽相对较好，但实际失业人数压力依然较大，企业投资疲软，致使美联储多次延期加息。

日本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尽管日元贬值幅度较大，但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反之，日本进口企业由于日元的贬值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另外，日本政府长期身背巨债，一直以来缺乏削减债务的“良策”，不断累积的巨额债务为日本经济和主权债务信誉带来更多的风险。

近年来，英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严重。英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跌至目前的10%以下，本轮经济复苏过度依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法国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反弹，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增速水平较低，经济依然低迷，复苏基础薄弱，社会福利包袱较重，结构性改革不足等问题突出；出口行业一直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受欧元区各国经济疲弱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今年德国出口受到冲击。此外，作为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还面临着希腊债务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

新兴经济体中，受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巴西和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经济陷入低迷。其中，巴西经济持续负增长，面临较大的滞胀风险，资本流出压力不断增大，严重影响其消费和投资规模；俄罗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同时，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短期内难以摆脱负增长的局面。

印度和南非等国国内均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其中，作为“金砖国家”中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印度，外部资金“回流”将进一步加剧印度政府偿债能力不强等问题；而南非长期存在电力短缺问题，电价上涨或将进一步推高南非的通胀率。同时，南非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除下行压力加大外，还有以下问题：

其一，宏观政策协调面临考验。由于全球经济恢复不均衡，各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陷入僵局。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口老龄化以及收入不均衡问题持续困扰经济复苏，如何确保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与保持财政平衡，对各国财政政策而言，任务十分艰巨。具备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有能力继续采取措施刺激增长，而对于财政负担已经非常严重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并非易事。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支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资金捉襟见肘，陷入僵局。IMF预计，2015年美国、欧元区、日本政府债务率仍将分别高达105.1%、96.1%和245.5%。而新兴经济体，由于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不少国家试图通过预算外项目和政府担保等形式提供准财政刺激，但有关措施缺乏监督和透明度，潜藏较大的预算风险。

其二，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失衡的矛盾有增无减。2014年，美元兑换“一篮子”主要货币（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及瑞郎）上涨13%，为1997年来最强劲年份。进入2015年，美国经济稳定复苏与美联储加息预期助推美元汇率继续上升，美元指数再创新高。相比美元，欧元和日元兑美元汇率屡创新低，多种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也持续下滑。美元升值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给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资金从新兴市场不断回流到美国，使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美元升值致使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加重新兴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负担，对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面临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国家的冲击尤为严重。美元持续升值一旦伤及美国经济增长，不仅全球通缩压力难以解除，而且不排除部分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其三，石油价格持续偏软，大宗商品价格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自2014年6月起，国际石油价格加速下跌，从最高每桶115美元跌至56美元左右，跌速之快、跌幅之大超出市场预期。导致油价大跌的主要因素是，非传统的石油供给稳步增加（得益于页岩气革命等新科技，美国由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正在变成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欧佩克调整石油战略（拒绝减产计划）以及地缘政治危机（中东乱局、乌克兰危机等）。2015年，油价延续下跌态势，一度曾跌破50美元/桶。油价下跌影响广泛，有利于石油进口国降低进口成本、刺激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然而，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使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等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遭受经济上的沉重打击。油价走低还加剧了金融风险，影响投向能源行业的信贷安全以及石油出口国的货币汇率。